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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华版——
世界城市发展动力具有多样性，文化是世界城市发展的重要动力。城市通过积极塑造地方文化形象，力求在激烈的竞争中提高知名度，从中产生的城市文化消费空间具有多样性。随着现代消费者审美偏好的转变，出现了一些基于地方的、草根的、跨国多元的文化消费空间。
“贫穷但性感”是柏林全球知名的城市名片，这里汇聚了媒体、时装、现代艺术等领域的全球文化先锋，各种丰富的亚文化也根植于此，并在这片热土上繁衍滋长。强有力的先锋文化、创新精神、开放多元且与众不同的文化魅力，不断深化柏林的“世界城市”之路。本文以柏林极具跨国亚文化特色的克洛伊茨贝格（Kreuzberg）街区为例，采取质性研究方法，一探跨国文化消费空间的演化过程与作用机制。
克洛伊茨贝格位于柏林中心、前东西柏林的交界处，反主流文化、反传统的叛逆性格是这里的主基调，目前已经成为国际音乐先锋、时尚达人、创客、追求个性体验的年轻人所青睐的潮流街区。这里没有现代建筑和国际连锁的消费场所，吸引年轻人的是这里“小伊斯坦布尔”的异域风情、保存完好的历史工人住区以及随处可见的街头多元另类文化场景（图1）。
图1 克洛伊茨贝格街区的多元文化图景
克洛伊茨贝格的跨国文化消费空间主要经历了跨国文化历史积淀和千禧年之后跨国文化消费空间塑造的两大过程。街区的跨国亚文化主要起源于冷战时期，土耳其劳工移民迁入，城市边缘汇聚的大量政治左派、艺术家、学生等形成独具一派的亚文化风气，柏林墙倒塌后地下电子音乐亦逐渐兴起。随着柏林城市经济文化转型，街区的跨国文化空间得到复兴，并融入了全球消费、创意文化元素，街区空间属性不断丰富，从地方走向了国际，吸引来自全球的年轻人（图2）。
图2 克洛伊茨贝格街区的多元化活动及空间
图片来源：左上来自www.theclubmap.com，其他为作者拍摄
不同于自上而下的城市旗舰项目、明星建筑和城市更新，克洛伊茨贝格的跨国文化消费空间是消费者、政府、市场与社区多方主体互动作用下形成的。新都市消费群体偏好有所转变，更注重个性文化与城市原真的体验，对主流大众文化产品需求下降，促使街区的文化消费场所不断丰富；街区内文化产业与空间发展离不开多级政府文化政策的扶持，大环境下认可多元文化价值；市场资本参与推动消费空间的更新，廉价航空的普及扩大了消费市场的辐射范围，国内外房地产资金、创新企业逐渐渗透进社区，实现空间功能的转换；而具有高度自治传统的社区则在变化中抗衡，积极寻求多重力量间的平衡，并保护街区的可持续发展。
本文提供了一个可参考案例，让我们思考在后现代文化消费转型的背景下城市多元文化价值何在，自下而上的跨国、跨区域本地文化空间同样是城市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相比之下，我国城市内部的文化消费空间营造受到行政干预和资本寻租影响较大，过度商业化、高档化和网红化的趋势容易打破基于本地化的社会文化网络，挑战着深度文化体验的需求与地方文化的可持续。
——全文——
【摘要】文化是世界城市发展的重要动力。在激烈的城市文化竞争过程中，城市内部产生多种类型的文化空间，而自下而上的跨国文化消费空间是城市独特文化的空间载体。本文以柏林“贫困但性感”的克洛伊茨贝格街区为例，探究具有丰富跨国亚文化特征的文化消费空间的演化过程与机制。该街区原本具有深厚的跨国文化积淀，新世纪以来，其在柏林经济文化转型与后现代文化消费转型双重作用下，形成了跨国文化消费空间。具体的空间作用机制包括：以全球个性文化体验消费为先导；由多级政府政策引导、国内外资本投入以及社区协调为支撑；最终得以激活街区经济、文化与社会活力，从而使得该街区成为柏林对外宣传与全球营销的城市文化热点。本研究丰富了对世界城市文化动力的认识，也对城市内部跨国、跨地方文化街区的可持续、多方互动协同发展具有借鉴意义。
在全球激烈竞争与经济转型的背景下，城市作为竞争主体，通过塑造地方特色积极对外展现本土的历史与地理形象，提高城市的综合竞争力。文化已成为世界城市发展不可忽视的重要动力，伦敦、纽约、新加坡、香港等均通过制定文化战略与城市文化空间规划来实现世界级文化城市的目标，城市文化政策也从侧重推动经济发展向整体发展转型。并且，城市政府投入大量资金与人力建设巨型城市项目，举办国际化文化活动，打造城市地标性建筑，提高城市的世界级影响力，塑造现代化的“全球权力景观”，这些大项目与大事件往往升级为全球性的“消费体验空间”。纽约时代广场、上海新天地等多种文化消费空间被不断塑造，文化消费成为有力控制城市空间转型的权力来源。
自2000年以来，国外学者开始注意到城市内部区别于旗舰项目与明星建筑的草根跨国文化消费空间对城市个性文化的表达。与“高大上”的现代精英式文化相比，草根跨国文化源于地方文化的全球联系，空间中的杂糅文化与居民的日常生活方式具有文化穿透力，是城市多元包容的象征以及城市全球竞争力的新要素。有学者对曼彻斯特、芝加哥和旧金山等老城区进行实证研究，发现亚文化与后福特城市新经济互动发展，能够使本地空间的市场延伸至国家乃至全球层面。跨国移民聚居区的多元人文特色在新时代背景下受到市场关注，族裔文化成为缺乏全球市场竞争力的地方制造业转型的又一选择。国内也有一系列基于地方历史文化风貌所形成的文化消费空间的研究，研究视角多关注地方城市更新与街区商业开发，较少将该类空间置于全球语境中进行定位考察。
然而，已有的文化消费空间机制研究主要关注生产供给端的开发商与政府。从空间生产的视角出发，商业资本逐利行为关注空间的经济属性，将城市文化资源转换为文化 资本。大型的文化建筑项目被赋予政治想象，寄希望于能够吸引全球人力资本与经济资本，成为国家与城市政府的营销策略。但是，空间不仅受到资本剥削与政治权力的控制，其自身还掺杂着复杂的社会关系，不能忽视空间生产中其他社会群体的能动性。祖金（Zukin）从后工业化城市社会重构的人文视角分析城市转型，强调城市新消费阶层的出现及其作用。空间生产需要社会关系的支持，社会网络与社会结构在维系中不断产生新的社会关系。跨国文化消费空间除了资本追逐空间生产中的超额利润以外，离不开消费者的选择作用与本地居民的参与，因此多方主体对空间的作用方式值得关注。
总的来说，全球激烈竞争中产生的城市文化消费空间具有多样性，旗舰式项目以及全球性的消费空间已经难以满足现代消费者的审美需求，基于本土日常生活的跨国文化所形成的跨国文化消费空间已成为城市在国际竞争中独特的文化符号。侧重政府与大资本的自上而下的作用机制，在解释跨国文化空间转化为跨国文化消费空间的过程中存在一个很大的缺陷，因为“消费”在相当程度上是一种个人选择行为，而“文化的消费”又难以脱离社会文化土壤而存在。因此，需要一种包含多主体（消费者、政府、资本、地方社区等）、多视角（如供给—需求）、多尺度（全球—国家—城市—区—社区）的综合机制研究。本文以柏林克洛伊茨贝格（Kreuzberg）街区为研究对象，使用质性研究方法，探讨跨国文化消费空间的演化过程和机制。这些探索能够丰富跨国文化消费空间与世界城市的文化功能研究，为我国城市内部跨地方、跨国文化空间发展提供有效的参考。
柏林“贫困但性感”的地方亚文化与低廉的生活成本吸引了来自全球各地的文化奇才，他们在自由的城市氛围中寻求生活与创作的灵感。克洛伊茨贝格街区是柏林城市灵魂的缩影，位于柏林市中心的东部，属于弗里德里希斯海因—克洛伊茨贝格（Friedrichhain-Kreuzberg）行政区，依傍施普雷河，面积10.38k㎡，人口为15.1万人。2014年克洛伊茨贝格街区内拥有外国族裔背景的人口超过50%，外籍人口占区内人口的1/3，远高于柏林外籍人口的平均水平【柏林外籍人口的比例为16%，数据来源于2014年柏林—勃兰登堡统计局（Amt für Statistik Berlin-Brandenburg）】，主要的族裔移民来自土耳其和阿拉伯周边地区。本文的实证研究集中在克洛伊茨贝格街区的东南片区，面积为2.76k㎡（图1）。
克洛伊茨贝格曾经是柏林的“问题街区”，经济与社会问题长期严峻，失业率、贫困率与犯罪率较高。但是，这里同时拥有年轻、另类、开放、新潮的文化场景，是柏林具有代表性的社会文化异质街区。近年来该街区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新移民与游客，主要来自西方国家，街区内人口结构发生巨大的变化，大量文化娱乐设施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经济破败的街区成了国际年轻人及文化先锋的“场景街区”。克洛伊茨贝格街区的另类先锋文化成为柏林的新名片，是研究柏林这一世界城市跨国文化消费空间的典型案例地。
本文采取质性研究方法，通过舆情解析与深度访谈等，综合研究克洛伊茨贝格街区跨国文化消费空间的演化过程与机制。笔者于2015年11月及2016年3—4月在柏林开展了两次实地调研，获取了第一手数据并开展了半结构性访谈。实地调研数据包括绘制的图纸、访谈对象所提供的材料以及在弗里德里希斯海因—克洛伊茨贝格区博物馆搜集的历史资料等。舆情解析包括柏林及辖区统计数据、政府文件（如《柏林国际化报告》）、社区攻略、媒体报导（如《柏林日报》等），以及政府网站、新创企业、俱乐部、民宿等网络平台信息。
本研究共对42人进行了半结构性访谈，包括8名公共部门人员、12名服务从业人员、15名消费者以及7名本地居民，受访者的国籍包括德国、美国、法国、巴西、英国、西班牙、意大利、澳大利亚、土耳其、日本以及韩国等（表1）。
表1 克洛伊茨贝格街区深度访谈对象基本资料
3 克洛伊茨贝格街区跨国文化消费空间演化过程
克洛伊茨贝格街区的反传统、反主流文化具有历史继承性，是柏林自由生活方式的试验地，居民多样化的生活方式与柏林城市形象紧密相连。19世纪末20世纪初，柏林是当时德国工业革命的中心。为了满足工业化大发展的需求，柏林市政府在市内兴建大型简易的工人居住建筑（Mietskaserne）和工商业大院（Gewerbehof）。这些建筑具有围合式前后两庭院，居住密度高，室内面积宽敞，被称为“繁盛时期”风格，具有较高的可识别性。
1961年8月13日东德开始修筑柏林墙，克洛伊茨贝格街区被其三面围困，成为西柏林孤岛上的边缘地带。这里意识形态强烈碰撞，产生出丰富的亚文化，成了柏林反传统、反主流的文化高地。柏林墙的阻隔使东德的劳动人口无法自由流动，劳动力短缺迫使西柏林对外招募主要来自南欧与东南欧的外籍劳工，而他们早期居住的集体宿舍环境恶劣。1960年代推行的重建式城市更新在克洛伊茨贝格街区内产生了大量空置（或待拆迁）的简陋房屋，租金低廉且宽敞的住房吸引了大批土耳其劳工，逐渐形成土耳其族裔聚居区，被称为“小伊斯坦布尔”。
独特的历史时期催生出不同的价值观与行为导向，所形成的跨国亚文化奠定了街区个性叛逆的文化基调。1960年代，众多艺术家汇集在此，掀起了一场波西米亚运动，繁盛的亚文化氛围被命名为“柏林蒙马特”【蒙马特高地位于巴黎北部，19世纪末—20世纪中前期是现代文化艺术中心与休闲娱乐之地。将柏林1960年代的文化运动称为“柏林蒙马特”，表现了当时现代艺术文化在克洛伊茨贝格街区的繁荣与昌盛】。大批来自西德的学生、逃兵役者以及同性恋者也纷纷涌入，寻求在传统边界与社会规范外的先锋生活。同样在这个年代，克洛伊茨贝格街区孕育了柏林的朋克摇滚运动。1980年代，激进分子用强行占据房屋的方式来抗议拆迁以及住房紧缺等社会问题，引发了激烈的暴力冲突【1980年代柏林著名的房屋占据运动最初于1979年在克洛伊茨贝格街区打响头炮，最早由“SO36 居民组织”发起，西柏林 161套被占据的房屋中有80套位于该街区】。某居民回忆道：
“他们就是喜欢这里没有独立卫生间，觉得这里有一种独特的魅力……那个年代大家都觉得克洛伊茨贝格街区是个超越人们想象的地方。”（受访者D1）
1989年柏林墙倒塌后，该地重获城市中心区位。电子音乐爱好者继续追寻柏林墙边的自由，在废墟中经营临时俱乐部和自由式派对，地下电子音乐空间不断繁荣。两德统一后，东西柏林经济发展差距加大，原西柏林城市发展与城市更新公共资金大量缩减并往东柏林转移，克洛伊茨贝格街区的失业率达到前所未有之高，文化先锋的角色让位于东柏林的新时尚街区，公共场所出现越来越多的吸毒和酗酒场景，被媒体渲染为“失败者的街区和毒品平民窟”【出自弗里德里希斯海因—克洛伊茨贝格区博物馆展览《毁坏与抗争：1945—2015》】。
2002年，柏林政府换届后积极推动柏林城市经济文化转型，大力推动文化产业发展。2006年柏林举办世界杯足球赛，同年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创意城市网络”，这座魅力之城再次受到全球的瞩目。克洛伊茨贝格街区也迎来了文化发展机遇，不断吸引媒体、年轻人、游客、投资开发商的关注，获得市场销路，成为柏林甚至全球炙手可热的潮流街区（图2）。
图2 克洛伊茨贝格街区跨国文化消费空间演化过程
顺应市场的需求，街区内部的文化娱乐场所不断增多，且更新换代速度快。跨国文化价值获得了世界主义者、时尚雅痞和音乐爱好者的认同，肆意狂欢的派对场所带动周边消费链的完善，各色酒吧、传奇地方酒馆、异域风情餐厅、怀旧咖啡厅、地下俱乐部、有机商店、小艺术画廊与独立设计的时装店镶嵌于街区内部，呈现出一派富有活力的景象。跨国文化土壤与多样的娱乐消费设施吸引了如Universal Music和MTV大型媒体公司以及各中小型新创公司的进驻，“繁盛时期”的工商业大院成为各类创意实践的聚集地，也形成了多种创新创意实验室（孵化器、联合办公空间、工作坊等）。分享式住房模式在街区内部短时间内广泛分布，新式民宿为潮流人士提供了独特的居住与生活体验。
2014年美国时尚杂志Vogue将克洛伊茨贝格誉为全球15个最时髦街区之一，柏林的亚文化不断走向世界，吸引了大量来自全球的年轻人。街区内跨国多样化与人口年轻化现象日益显著，街区的社会结构与市场结构发生巨大变化 （图3）。克洛伊茨贝格街区的《社区发展潜力报告》显示，本地著名俱乐部水门（Watergate）的经营者根据顾客的语言判断，消费者主要来自欧洲国家（意大利、英国、比荷卢、法国、西班牙、波兰等）、美国和巴西，他们有些专门来进行“派对旅游”，有些在街区内买醉和吸食大麻，有些在电子靡乐中彻夜狂欢。多元的克洛伊茨贝格街区周边不仅集聚创意企业，还吸引了拥有丰富文化资本的国际流动人口。跨国文化空间被赋予了更高的商业与文化消费价值，承载着多样的文化娱乐业态。
图3 克洛伊茨贝格街区内弗兰格尔社区1999—2014年外籍人口结构发展
新世纪后，源于克洛伊茨贝格街区的多元跨国文化资源一定程度上兑现为经济资本，演化而成的跨国文化消费空间是国际潮流与创意人士的目的地。除了资本范畴，消费者还能在街区内体验更多维度的社会关系，包括个人与团体的社会与文化想象，内生的地方文化与外界一直保持互动联系。经研究发现，克洛伊茨贝格街区的跨国文化消费空间是在多方主体的互动作用下形成的，包括消费者、政府、市场与社区（图4）。
图4 克洛伊茨贝格街区跨国文化消费空间的作用机制
当前都市消费者的价值观、消费观和生活方式都有鲜明的后现代社会特征。全球跨国、跨地区、国内流动的新消费阶层渴望体验个性文化与城市原真文化，关注空间中的文化附加值。所以说，后现代社会最需要的不是机器，也不是财富，更不是作品，而是一种个性。城市大型玻璃幕墙、中央商务区与全球连锁式的商场抑制着后现代个性的自由发展，消费者对主流音乐或捆绑式的大众旅游等文化产品需求下降。因此，与柏林其他现代主义风格的片区相比，代表柏林亚文化起源的克洛伊茨贝格街区更显稀罕与珍贵。消费者在访谈中提及其消费偏向：
“我住在附近……公园内卖毒品的黑人、广场上的瘾君子，街上各种来往的人群，还有多种选择的餐厅，让我觉得很有吸引力，闲暇时间喜欢来这里消费。那些卖毒品的黑人对家庭都很友好，我并不觉得害怕。”（受访者C1）
“我已经来过柏林好几次了，喜欢这里连接东柏林墙的街头文化……还有很多有趣的小商店。”（受访者C6）
1990年代在柏林墙废墟中产生的一系列非法与半合法的电子音乐表演和限量性派对活动，成为全球音乐爱好者的圣地，（地下）电子音乐的流行是克洛伊茨贝格街区跨国文化消费空间塑造的文化触点，带动文化消费链的完善，引致空间内的经济结构与社会结构发生根本性变化。
此外，差异化的文化产品可延伸出消费主体的社会独特性，被称为“自我风格化”。亚文化爱好者在地下俱乐部、传奇地方酒馆等空间场所中寻找到超越社会阶级限定以外的自我认同，来自全球的时髦雅痞在怀旧咖啡厅中标榜出拒绝随大流、追求自由主义的个人志向。新消费群体对冷战期间柏林墙旁的族裔融合的乌托邦充满渴望，在空间意象中获得共鸣（表2）。同时，新消费群体自身的中产阶级消费审美促成了如素食餐厅、有机超市、瑜伽工作室、精品小店与时装概念店的出现，重新阐释街区文化的原真性，不断重塑着克洛伊茨贝格街区的空间结构。一位受访者生动地描述道：
表2 克洛伊茨贝格街区跨国文化消费空间要素
“到了夏天，在 Luzia【著名怀旧时髦咖啡店，地址在奥拉尼恩路34号】落地橱窗外坐满了穿着紧身牛仔裤、戴着反光墨镜、乘坐廉价航班而来的人。”（受访者D3）
“街道上多了很多各样的餐饮，创意的人们需要有创新的食物！”（受访者A2）
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德国联邦政府在新的历史时期转变狭隘的国家文化观，为柏林文化转型提供积极的政治信号。契合柏林城市经济文化转型机遇，克洛伊茨贝格街区文化产业与文化空间的发展得到联邦政府、柏林联邦州以及区级政府纵向的文化政策支撑。
德国封闭的民族文化在历史进程中长期排斥外来文化，并非一直保有包容的态度。1990年代的德国国家主义仍影响深刻，柏林移民聚居区的社会问题突出。直到1998年联邦政府换届，新执政党的政治理念才将跨国移民与国家全球竞争力联系起来，从联邦层面把握移民政策的文化转变，指导制定柏林多元文化融入政策，关注多元文化对全球竞争力的作用。2004年联邦公布的《关于移民与融入建议年度报告》提到，克洛伊茨贝格街区多元文化是区域价值创造的重要因素，能够吸引创意与媒体企业进驻。
统一后，柏林增长梦破灭，城市政府陷入巨大的财政危机当中。2001年新上台的柏林政府选择全球性文化战略，发展文化产业，争取在全球城市网络中扮演重要角色，重新定义柏林的城市认同。柏林城市营销的内容从1990年代的大型标志性旗舰项目【柏林1990年代是以城市中心三大主体项目为城市营销与宣传的重点内容，分别是波茨坦广场及其周边商业与文化建筑、国会大厦与新联邦政府大楼、米特（Mitte）文化区】转向“创意城市”的“都市前线”，柏林国际市场宣传平台“成为柏林”（be Berlin）强调城市的亚文化氛围，认为具有历史厚重感的“原始外墙、裂缝与矛盾”都是城市的文化资源。柏林城市政策制定者鼓励“另类”、曾经属于“地下”的亚文化创意空间的发展，如出台“过渡性使用”政策——廉价出租问题街区内空置的商铺，在解决街区凋败问题的同时，为创意产业合法化经营提供了空间。期间柏林也成为国际文化先锋的潮流风向标，国际游客逐年增长，2012年柏林超越罗马成为欧洲继伦敦与巴黎后第三大旅游目的地。柏林的文化之门再次向世界打开，克洛伊茨贝格街区作为柏林亚文化的重要代表片区，自然吸引了大量新消费者以及国际创意群体。
弗里德里希斯海因—克洛伊茨贝格区政府积极保护克洛伊茨贝格街区“多元文化大熔炉”的形象，刺激地区经济活力。2004年区长制定《跨文化共同纲领》，支持在“管理多元化”的概念下开设跨文化组织机构，发掘少数族裔的潜力，消除文化歧视，街区内举办的“文化嘉年华”也被纳入柏林城市文化活动章程。地区经济促进局顺应柏林的经济文化转型，制定《推动弗里德里希斯海因—克洛伊茨贝格区旅游发展》等项目，推动地方更好地融入后福特经济，改善地区1990年代的负面形象；此外，扮演好扶持者的角色，推广地方产品（如残疾人手工艺品），举办地方设计师时装秀，对地区创意产业进行深入研究并进行针对性的培育，为新创企业提供个性化的咨询服务；作为协调者构建与旅游相关的利益主体间的社会网络——“旅游圆桌会议”以及新创公司面对面的沟通平台，同时开展“本地·生活”项目，鼓励居民积极参与，为街区的跨国文化消费空间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操作性强的制度保障。
廉价航空在欧洲市场的广泛应用为柏林跨国、跨地区的文化消费提供了巨大的便利，欧洲区域航空交通一体化压缩时空距离，提高了柏林的可达性与开放程度。柏林41%的航班由廉价航空公司运营，位于柏林东南部的舍内菲尔德机场（Schönefeld）于2004年成为英国易捷航空（Easyjet）【易捷航空（EasyJet）是欧洲境内最大的低成本航空公司之一，总部位于伦敦卢顿（Luton）机场】在德国最大的航空基地，该公司是柏林的第三大航空运营商，每年有超过400万的客运量，占据舍内菲尔德机场2/3的市场份额。易捷航空的运营线路中，与柏林连接航线较多的国家包括英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和希腊。高度的可达性与下降的消费成本大大刺激了柏林的城市文化休闲旅游市场，特别是欧洲周边国家的中青年，他们能更灵活地前往柏林度过疯狂的假期。消费者访谈中关于出行方式时谈及：
“我们来自西班牙，在意大利罗马学习，来柏林的机票很便宜。”（受访者C14）
此外，零售商与开发商的资本投入对街区业态的转变发挥重要作用。零售商敏锐察觉到地下俱乐部所延伸出的消费市场，经营小型餐馆与酒吧以满足新消费者的社会与文化需求。统一后恢复中心区位的克洛伊茨贝格街区在金融危机、柏林缩减福利性保障以及市场自由化的影响下，住宅空间与商业空间的交换价值日益显著，空间商品化程度在资本的渗透下不断加剧，柏林低廉的房价与亚文化资源所隐藏的利润极大地吸引了国内外资本，如美国Nicolas Berggrün Holdings GmbH和丹麦的Taekker等地产商大量购置街区用地，将便民场所与小工作坊置换为创意产业与餐饮业。与传统的房屋出租相比，将租赁房屋置换为地下俱乐部或短租民宿等消费空间，房屋所有者能获得更高的利润，产生庞大的灰色市场。
由于早期缺乏潜在的投资者，且柏林公共部门直接投资有限，市政府放宽经营许可与规划建设程序，授权地方实施闲置用地的优惠政策，鼓励非营利性、服务社区的项目。社区管理处是联邦“社会城市”城市发展援助项目的执行机构。1999年克洛伊茨贝格街区内设立了三个社区管理处，开展多个项目以重点激活社区经济。社区管理处组织居民美化街道环境，提供免费的企业咨询，引入“过渡性使用”方案支持新工商业入驻，解决商铺高空置率的问题。还有草根的文化机构活跃于传播街区的多元文化，提供深度的文化体验。如“跨区域文化交流协会”组织“克洛伊茨贝格之日”街区导览活动，通过本地人的日常视角对外展现街区的历史与地方文化（带领游客参观具有地方特色的后院小清真寺、茶屋、族裔餐饮与街区博物馆等），致力于改变舆论对街区与族裔移民的偏见。
具有高度自治传统的社区群众用实际行动争取街区的生活空间与权利，群众不仅是在街区生活多年的邻里街坊，还包括拥护地方文化特色的新创意人士。他们形成联盟共同遏制街区跨国文化消费空间的“过商业化”“主流化”和“绅士化”发展，反对过度的资本投资与政府大型规划项目，加大社会舆论压力。居民反对代表全球同质消费文化的麦当劳和星巴克入驻，反对高涨的物业租金逼迁社区传统的土耳其蔬果店等，反对在滨河区建设大型办公娱乐综合体，为此开展过大型的集体性活动，自发组织游行抗议和定期公开集会，甚至引发过警民暴力冲突。尽管街区居民群体的力量无法与巨大的资本和政府抗衡，但本地的文化与社会自觉行为所形成的社会权力，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街区跨国文化消费空间的可持续性。
本文以柏林克洛伊茨贝格街区为例，通过质性研究方法，探究该跨国文化消费空间的演化过程与机制，得出以下结论。
（1）该空间经历了跨国文化历史积淀与跨国文化消费空间形成两个阶段，跨国亚文化的历史积淀是空间在新世纪文化转型的基础，良好的空间肌理与丰富的生活场景提供个性的文化深度体验，强化新消费者与本地密切的社会联系。
（2）克洛伊茨贝格街区从不起眼的贫困族裔街区短时间内发展成为全球知名的跨国文化消费空间，是全球后现代消费文化转型与柏林经济文化转型耦合的空间结果。跨国文化消费空间的形成过程中涉及多尺度、多作用主体，在后现代文化消费需求的先导下，多级政府进行政策引导，资本不断渗透供给市场，加之本地社区的积极协调作用，消费者、政府、投资开发商以及社区之间的相互制衡塑造了柏林的城市文化经济热点。
跨国文化消费空间是世界城市内部重要的空间形态，具有跨国、跨地区影响力的文化场所承载着世界城市的文化功能，凸显了世界城市在经济、政治等要素以外的重要地位。此外，空间所展示的独特文化产品与城市形象是城市全球营销的文化竞争力，在后现代文化消费转型的背景下，需要深思城市的多元文化价值所在。不仅光鲜亮丽的全球性商务与消费空间值得关注，自下而上的跨国、跨区域的本土文化空间同样是城市对外展现文化形象的重要窗口，是区域内蕴含特定文化价值的城市设施组合，推动后工业社会发展。
柏林跨国文化消费空间的塑造既有历史偶然性，也存在其必然性，对于我国城市文化消费空间发展有借鉴意义。我国世界城市内部的文化消费空间营造受政府和资本的干预较多，权力的行政手段和资本的寻租行为在非制衡的状态下，容易导致空间过度商业化或高档化发展，拆迁项目或上涨的地租挤兑地方居民的日常生活空间，打破本地化的社会网络，社区参与程度弱，地方文化因此日益消失或变味，对于追求真实城市生活体验的现代消费者缺乏吸引力，如北京南锣鼓巷等创意街区。新时代都市消费者深度的文化体验需求不断增长，同质化的购物商场连锁店与千篇一律的精品店、咖啡厅无法满足他们个性化的消费需求。世界城市文化消费空间的营造可参考柏林案例，形成消费者—政府—投资者—社区参与的机制，尊重市场的转型需求，了解新消费群体的品位，政府在空间塑造的过程中应多扮演引导者的角色，鼓励地方居民参与，维护本地的文化独特性和社会生活网络，用长远可持续发展的眼光联合多方互动协调制衡。
作者：谭佩珊，中山大学城市与区域规划系，硕士研究生。peishan.tan@foxmail.com
黄旭，中山大学城市与区域规划系，副研究员。
薛德升，中山大学城市与区域规划系，教授。eesxds@mail.sys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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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张祎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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